高雄葬儀-中外“葬禮外交”上的小聰明

　　以色列前總理沙龍不久前去世，高雄葬儀世界主要國家紛紛派遣特使吊唁。你知道中國派出的特使是誰嗎？

　　和西方國家與媒體宣傳沙龍葬禮不同，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比較謹慎。以色列駐華使館的微博15日發表消息稱，前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前駐以大使王昌義作爲中國政府特使到耶路撒冷出席沙龍國葬。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明則代表中國政府到使館悼念沙龍去世。但這兩個消息至今都沒有在中國媒體公開。

　　相比之下，西方則高調的多。美國作爲以色列的鐵杆盟友，派遣了“二號人物”副總統拜登前往以色列，並作“主旨”發言。英國代表是前首相布萊爾。俄羅斯則派出了國家杜馬主席納雷什金。

　　就在沙龍去世前半個月，媒體廣泛報道中國外長王毅剛結束中東之行，罕見地親自磋商巴以和談。這被視爲中國更加重視中東外交的一個表現。因而很多人不理解中國爲何“放棄”沙龍去世後“亮相”中東的好機會，沒有派更高層級代表出席。

　　其實道理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有點複雜。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首先，中國和以色列的關系，沒有西方與其關系密切，甚至都不如俄羅斯與以色列關系近。中國至今不是中東問題四方會談的參與者。這四方是聯合國、歐盟、美國和俄羅斯。如果中國在沙龍葬禮特使問題上“過度”熱情，恐怕反而會讓外界憑添質疑之聲。其次，沙龍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對其看法分裂。中國若遣使高調，會被阿拉伯方面認爲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平衡立場出現了改變。這不利于逐漸展開新布局的中國中東外交。第三，中國遣使既重視了官方性，也有私人關系。王昌義曾是外交部領導成員，還是中以建交親曆者，和沙龍有過不少接觸。張明如今主管的業務線就包括中東地區。因而于情于理，恰到好處，分寸得當。至于中國沒有像西方一樣宣傳，恐怕有防止此事被過度炒作的擔憂。

　　從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葬禮外交”其實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安排好會事半功倍，安排不好會事與願違。因而適當的“小聰明”並不是多慮，而是必要。

　　其實，“葬禮外交”的遣使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親疏關系。比如2011年底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去世，雖然朝鮮官方對全世界宣布：不邀請外國代表團來朝出席葬。但鑒于中朝之間的“特殊友誼”，當時的中共9常委一同到朝鮮駐華使館進行吊唁。規格之高，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即使在文革時期，越南共産黨主席胡志明去世，除了周恩來到河內扶靈之外，中方在國內的哀悼規格也沒有如此隆重。

　　話題回到中東問題上。有不少人將沙龍的去世與阿拉法特的去世相提並論。實際上考察阿拉法特葬禮時的中國特使，也能套用這個“親疏關系”的邏輯。

　　2006年阿翁去世，葬禮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時任副總理的回良玉作爲“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使前去吊唁。注意他的頭銜並不像悼念沙龍一樣是“高雄骨灰罐中國政府特使”。中方悼念阿拉法特的遣使級別相對較高，這體現了中國對巴勒斯坦的重視；同時“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顯然還帶有一層個人哀悼的意義在裏面，也有拉近與巴方感情的意味。

　　與之相對比的是，美國對巴以領導人去世的遣使也體現出“親疏關系”的小聰明。巴勒斯坦“國父”阿拉法特去世，作爲長期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的美國竟然只派出了相當于副外長級別的助理國務卿伯恩斯出席。考慮到沙龍去世時美國的高調，美國親以的態度在“葬禮外交”中表達的淋漓盡致。難怪至今阿拉伯人都對美國對阿拉法特的“疏遠”憤憤不平。

　　其實用沙龍葬禮和阿拉法特葬禮作比較，並不十分恰當。當年和阿拉法特並列獲得諾貝爾獎的是以色列前總理、後來被猶太極端主義者刺殺的拉賓。但即使是1995年的拉賓葬禮，中國也只是派出了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作爲特使，並沒有更高調地表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當時中國和以色列建交只有3年多的時間，這種“葬禮外交”就是當時中以關系尚在培育與發展中的一種反映。